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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漫长的季节》背后:无可避免的乌托邦崩塌与本可避免的创伤


来源:杏彩体育官网入口    发布时间:2024-01-17 12:36:29

  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里大多数人物的悲剧命运,在桦钢这个重工业大型国企开启衰败的进程之时,就已经注定了。

  王响、龚彪、马德胜、李巧云、黄丽茹、邢建春等等所有人,无论忠奸美丑、贤与不肖,在遭遇到倾巢之祸以后,所能做出的挣扎,都很有限。

  而在挣扎的过程中,所受的伤害,有的人默默忍受,有的人试图转嫁给别人以保存自己,这就是人性的光辉与阴暗的区别所在。

  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影视剧已经不少,不管用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手法,其底色都脱不开悲剧,因为这是最起码要尊重的事实。

  而把目光从东北扩大到全国,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破产、拍卖、重组浪潮,2300万工人大下岗(另说下岗总人数超3000万),引发的辛酸故事,更是数不胜数。

  当我们拥有全局的视野之后,再来具体地看该剧的故事,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,才能超越剧情的限制进行更深的思考。

  在剧中,毁灭桦钢的,是厂长宋玉坤。他表面道貌岸然,实际贪得无厌,在男女关系上玩弄厂医院护士黄丽茹,搞大她的肚子以后抛弃了她,更是勾结所谓的“港商”卢老板,要侵吞、瓜分桦钢的国有资产。

  毫无疑问,宋玉坤是个大坏蛋,要对桦钢的破产负完全的责任,因此他也是剧中桦钢所有下岗工人悲剧的始作俑者,该受万千的唾骂。

  陶叔的父母都是湖南中部山区县的一家国企工厂的职工。工厂的主业是用木材废料生产纤维板,该产品能用作电子科技类产品如音箱的背板。

  在80年代末期生产还很红火,每天都有很多汽车排着队拉来木料。木料堆在厂区的空地上,下雨以后长出蘑菇,可以采来作菜吃。

  但是进入90年代后,工厂开始时不时停产,直到一天高高耸立的巨大烟囱再也不冒黑烟,厂房车间从此完全沉寂下来。

  陶叔那时候是上小学三四年级到初中,好多次走进过工厂的车间,从原来的每个岗位的紧张忙碌到再也见不到一个人影,机器上落满灰尘。前后的强烈对比,至今记忆尤新。

  但是,工厂的领导层并没有坐以待毙,而是积极想办法找出路。最后决定新购一条新的生产线,利用一小片车间和部分工人,再次转型生产竹木地板。

  这个任务落到陶叔父亲的身上,他被提拔为新设立的地板分厂厂长,开始带领工人加班加点进行设施安装调试,最终产品成功产出,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  可惜产品的销路并没有打开,地板分厂没能实现拯救企业的目标,工厂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,全体职工下岗。

  我家也从工厂所在的县城郊区,搬回了老家的镇上。陶叔父亲开始在自家用当电工时的技术,给人修理电机,后来改成给镇上居民送罐装液化天然气,一直干到拿退休工资。

  在陶叔家所在的这座工厂里,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存在。有的只是经营决策上的失误,技术水平的落后与竞争优势的丧失。

  这样的工厂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,被淘汰是正常的。不管是当时的政府,还是现在的政府,都没有财力去支持一家长期亏损的企业持续运转。

  在工厂的全盛时期,不时有工人因为误操作而被机器切断手指,或者被滚烫的蒸汽喷到而出现工伤事故。那些工人曾经因为工厂而流血,最后还要为它而流泪。

  然而,分析国有企业破产倒闭的原因,工厂领导的私欲膨胀,并非主流。真正直到决定性作用的,是两大原因:

  新中国建立之后,在全国各地按照行政区划分别设立国有企业,或者性企业,目的是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,并解决当地人口就业问题。

  在陶叔老家的小镇上就有国有的茶厂、纸厂、竹器厂、玻璃厂,还有集体所有的棕业社(生产棕叶床垫等)、木业社(生产木制家具等)、理发社等企业。

  爷爷从朝鲜战场退伍回来以后分配在邮电局,后来我叔叔接了班;奶奶退休前在茶厂工作;外公在木业社工作;爸爸在纸厂与竹器厂上过班;妈妈在玻璃厂上过班。

  县城郊区那家工厂,则是80年代政府投资新建的,陶叔爸妈原来的单位效益不好,想办法都调进了那里。

  但是,以上这一些企业,除了茶厂后来被中茶收购,成为县里如今的支柱产业黑茶的著名老厂(白沙溪茶厂)之外,别的企业无一幸免全部倒闭。

  这是因为,在原来计划经济环境下,工厂只需要按计划要求产出产品,国家统购统销,根本不需要仔细考虑销路。

  而在改开之后,国家采购慢慢地减少,要工厂自寻出路,自负盈亏。这些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小企业,产品在成本上无法与外面的大厂竞争,被市场淘汰就是早晚的事。

  小厂被大厂挤垮,而大厂同样面临生存压力。在打开国门放国外产品进来后,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,同样会被冲击。像桦钢这样的大型国企,就是因此被淘汰。

  被市场竞争淘汰,根本上是生产力水平低,公司制作效率低下,成本过高。那为什么这一些企业无法提高生产效率呢?

  桦钢全盛时期,有食堂、学校、托儿所、医院,工人们的一生,都被桦钢包了,不用出门,就能解决所有问题,那叫“企业办社会”。

  同样的场景,在《你好,李焕英》《地久天长》《青红》等反映国有大厂生活的电影里也都有体现。

  陶叔所在的那家国企,虽然规模不算大,总共只有200多人,但也有食堂、诊所、澡堂等设施,有青工楼、家属楼、干部楼等分房福利。

  与这些福利同时存在的,则是等级分明的管理制度,职工的提拔要被组织认可,实际是要有领导点头。

  如果你是一个业务能手,会搞发明创造,能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,给企业节省大笔经费。你能得到的更多是荣誉,像剧中的王响一样评上劳模,或者会有很少的奖金。

  既不可能迅速被提拔,因为前面还有很多人论资排辈等着晋升,也不可能对家庭生活水平有多大的改善,个人的积极性很难长期保持。

  开放搞活以后,有胆大的自认有能力的,辞职去沿海闯荡。如果失败了,也就不会再有消息,而那些成功的,一个个意得志满的表情,都会刺激着安心待在工厂里的原同事。

  再叠加企业本身早已存在的缺乏竞争力的情况,要大家一条心克服困难,其实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最后走向倒闭,就是必然的结局。

  无论老一代国企建立的小社会再如何美好,本质都是一个脆弱的乌托邦,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,都会无可避免地崩塌。

  而在崩塌过程中,有人胆大妄为趁机侵吞瓜分国有资产 ,甚至现在都还依然是受人景仰的商界大佬,此现状存在,为数不少。

  但这些只是果,真正的因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后,企业在剧烈改变的大环境下承受不住冲击。咱们不可以倒果为因。

  虽然乌托邦的崩塌无可避免,但是崩塌之后给上千万人带来的创伤却是本来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的,这一点正是现在的国人需要警醒的。

  本来能够尽可能的防止,却最终发生,是因为在大量国有企业倒闭同时,发生了“单元分割式”社会管理模式的瓦解。

  “单元分割式”社会管理模式,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单位制,将社会空间分割成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小单元,中国社会的每个人都处在单位的管理之下。

  单位可以是工厂企业,或是行政事业部门,或是街道社区,就连农民也是在公社大队生产小组的管理之下。单位承载着综合与全面的社会功能。

  单位制,既是引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配套实施的社会管理模式,也是我党自身革命实践宝贵经验的运用——只有把人民组织起来,才能有效发挥其中蕴藏的巨大能量。

  所以,教员说: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,是惹不得的!”就是对单位制下组织威力的充分自信。

  而在改开之后,很多单位管得慢慢的变少,从不主动管事,到主动不管事,其存在感与作用不断削弱。

  当下岗工人为了生计摆摊设点被城管驱赶时,工会在哪里?当下岗女工进入特殊场所陪酒卖唱时,妇联在哪里?

  基层组织找不着喊不应管不了,放任了社会风险的产生,最终演变为一场场家庭悲剧。

  但凡他们在当时积极主动地起点作用,就算不可以真正给下岗职工带来经济上的根本解决,起码也能温暖人心,极大减少时代的创伤。

  实际上,也不能说他们绝对没作为,各级机构加大宣传力度,要下岗工作理解国家,自谋生路,从头再来。

  大过年的,在春节晚会上表演小品,高声喊着口号:“咱工人要替国家想,我不下岗谁下岗?”

  完全服务群众的各种群团组织,缺位失能,变成了领导干部的混资历的跳板,或者是退居二线的养老场所。那位在春晚上给大家添堵的小品演员,也一路高升,后来当上了领导。

  所以,对这些机构的无为而治,有大领导进行了严肃的批评,说他们“机关化、行政化、贵族化、娱乐化”,真是一针见血!

  难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,单位制就完全无效,基层组织已经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吗?

  98抗洪,08年汶川地震,扶贫攻坚,新冠抗疫,在每一次重大灾难与重大国家行动中,只要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,人民群众从来就没不欢迎不支持。

  昨天是汶川地震15周年,网上出现大量回顾抗震行动的内容。重温那一个个瞬间,人民群众最大的感动就是:我们没被放弃!

  而在新冠抗疫的三年中,基层组织创新的网格化管理,更是发挥了巨大的威力。在国外办不到的事,在中国就能办到。

  远去的记忆逐渐苏醒,人民群众可以被重新组织,在新的时代条件用新的方式方法重构基层组织,就能更好地服务人民。

  当我党刚刚建立起来时,无论是领导工运还是农运,都是主动走近群众,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,赢得他们的信任。

  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增大、内卷严重,不少人丧失生活信心。网上出现相约自杀群,对这种社会问题是需要提前介入。昨天传出OPPO一次裁掉整个部门,3000名员工失业,正是因为缺乏组织约束,企业才会如此毫无顾忌大裁员。

  网上35岁以上找工作难,40多岁资深程序员失业要靠老婆养,大龄人口再就业难题急需破解。

  所有的这些社会现象,人们增长的压力与焦虑,根本上是在当今生产力提升的条件下,面对日益强大的资本,已经在斗争中越来越处于下风。

  各种机构组织,不能只在国家下达抵御灾难或开展重大行动时才有作为,平时就应该积极主动地开展本领域的工作。

  说到底,要主动走近群众,与人民在一起,而不能像90年代曾经那样脱离群众,坐视创伤的发生。

  有了以上的认知基础,我们再去看今年3月的一则重大新闻,就会有全新的认识。

  今年3月,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,提出要组建会工作部。

  新组建的这个党的机构,在与之前被广泛关注的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并列在一起时,被人们所忽略了。

  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,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,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,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,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,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、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,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,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。

  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。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。

  省、市、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,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“两新”工委职责。

  新成立的会工作部作为党中央的职能部门,核心是加强党在社会领域的引领,重塑党和社会的关系。

  会工作部的组建将解决以往社会治理层面存在的一系列痛点、堵点和难点问题,对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、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具备极其重大意义。

  这一重大政策,是最新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提高,也是优良历史传统螺旋式发展后的回归,更是吸取深刻教训后的积极调整。

  《漫长的季节》是一部思想内核沉重的现实题材电视剧,但在最后它用浪漫主义手法进行了结尾。

  我们希望以小我的思考,启发大我的共鸣,让大家能在【陶然纪】收获真学知识,真心朋友,真实生活。

  这里是栩然说(ID:xuranshuo)。微信上写最集中、最深度、最有趣的地方,致力于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,学习,实现从三观到认知的重塑。

  这里不仅有严谨求实的历史态度,还有一针见血的犀利时评。我将借助于对历史、现实和人们行为规律的分析,帮助你预测事情的走向,看透世界的本质,甚至洞悉人性的秘密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加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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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漫长的季节》背后:无可避免的乌托邦崩塌与本可避免的创伤

  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里大多数人物的悲剧命运,在桦钢这个重工业大型国企开启衰败的进程之时,就已经注定了。

  王响、龚彪、马德胜、李巧云、黄丽茹、邢建春等等所有人,无论忠奸美丑、贤与不肖,在遭遇到倾巢之祸以后,所能做出的挣扎,都很有限。

  而在挣扎的过程中,所受的伤害,有的人默默忍受,有的人试图转嫁给别人以保存自己,这就是人性的光辉与阴暗的区别所在。

  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影视剧已经不少,不管用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手法,其底色都脱不开悲剧,因为这是最起码要尊重的事实。

  而把目光从东北扩大到全国,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破产、拍卖、重组浪潮,2300万工人大下岗(另说下岗总人数超3000万),引发的辛酸故事,更是数不胜数。

  当我们拥有全局的视野之后,再来具体地看该剧的故事,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,才能超越剧情的限制进行更深的思考。

  在剧中,毁灭桦钢的,是厂长宋玉坤。他表面道貌岸然,实际贪得无厌,在男女关系上玩弄厂医院护士黄丽茹,搞大她的肚子以后抛弃了她,更是勾结所谓的“港商”卢老板,要侵吞、瓜分桦钢的国有资产。

  毫无疑问,宋玉坤是个大坏蛋,要对桦钢的破产负完全的责任,因此他也是剧中桦钢所有下岗工人悲剧的始作俑者,该受万千的唾骂。

  陶叔的父母都是湖南中部山区县的一家国企工厂的职工。工厂的主业是用木材废料生产纤维板,该产品能用作电子科技类产品如音箱的背板。

  在80年代末期生产还很红火,每天都有很多汽车排着队拉来木料。木料堆在厂区的空地上,下雨以后长出蘑菇,可以采来作菜吃。

  但是进入90年代后,工厂开始时不时停产,直到一天高高耸立的巨大烟囱再也不冒黑烟,厂房车间从此完全沉寂下来。

  陶叔那时候是上小学三四年级到初中,好多次走进过工厂的车间,从原来的每个岗位的紧张忙碌到再也见不到一个人影,机器上落满灰尘。前后的强烈对比,至今记忆尤新。

  但是,工厂的领导层并没有坐以待毙,而是积极想办法找出路。最后决定新购一条新的生产线,利用一小片车间和部分工人,再次转型生产竹木地板。

  这个任务落到陶叔父亲的身上,他被提拔为新设立的地板分厂厂长,开始带领工人加班加点进行设施安装调试,最终产品成功产出,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  可惜产品的销路并没有打开,地板分厂没能实现拯救企业的目标,工厂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,全体职工下岗。

  我家也从工厂所在的县城郊区,搬回了老家的镇上。陶叔父亲开始在自家用当电工时的技术,给人修理电机,后来改成给镇上居民送罐装液化天然气,一直干到拿退休工资。

  在陶叔家所在的这座工厂里,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存在。有的只是经营决策上的失误,技术水平的落后与竞争优势的丧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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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在陶叔老家的小镇上就有国有的茶厂、纸厂、竹器厂、玻璃厂,还有集体所有的棕业社(生产棕叶床垫等)、木业社(生产木制家具等)、理发社等企业。

  爷爷从朝鲜战场退伍回来以后分配在邮电局,后来我叔叔接了班;奶奶退休前在茶厂工作;外公在木业社工作;爸爸在纸厂与竹器厂上过班;妈妈在玻璃厂上过班。

  县城郊区那家工厂,则是80年代政府投资新建的,陶叔爸妈原来的单位效益不好,想办法都调进了那里。

  但是,以上这一些企业,除了茶厂后来被中茶收购,成为县里如今的支柱产业黑茶的著名老厂(白沙溪茶厂)之外,别的企业无一幸免全部倒闭。

  这是因为,在原来计划经济环境下,工厂只需要按计划要求产出产品,国家统购统销,根本不需要仔细考虑销路。

  而在改开之后,国家采购慢慢地减少,要工厂自寻出路,自负盈亏。这些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小企业,产品在成本上无法与外面的大厂竞争,被市场淘汰就是早晚的事。

  小厂被大厂挤垮,而大厂同样面临生存压力。在打开国门放国外产品进来后,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,同样会被冲击。像桦钢这样的大型国企,就是因此被淘汰。

  被市场竞争淘汰,根本上是生产力水平低,公司制作效率低下,成本过高。那为什么这一些企业无法提高生产效率呢?

  桦钢全盛时期,有食堂、学校、托儿所、医院,工人们的一生,都被桦钢包了,不用出门,就能解决所有问题,那叫“企业办社会”。

  同样的场景,在《你好,李焕英》《地久天长》《青红》等反映国有大厂生活的电影里也都有体现。

  陶叔所在的那家国企,虽然规模不算大,总共只有200多人,但也有食堂、诊所、澡堂等设施,有青工楼、家属楼、干部楼等分房福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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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而在崩塌过程中,有人胆大妄为趁机侵吞瓜分国有资产 ,甚至现在都还依然是受人景仰的商界大佬,此现状存在,为数不少。

  但这些只是果,真正的因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后,企业在剧烈改变的大环境下承受不住冲击。咱们不可以倒果为因。

  虽然乌托邦的崩塌无可避免,但是崩塌之后给上千万人带来的创伤却是本来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的,这一点正是现在的国人需要警醒的。

  本来能够尽可能的防止,却最终发生,是因为在大量国有企业倒闭同时,发生了“单元分割式”社会管理模式的瓦解。

  “单元分割式”社会管理模式,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单位制,将社会空间分割成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小单元,中国社会的每个人都处在单位的管理之下。

  单位可以是工厂企业,或是行政事业部门,或是街道社区,就连农民也是在公社大队生产小组的管理之下。单位承载着综合与全面的社会功能。

  单位制,既是引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配套实施的社会管理模式,也是我党自身革命实践宝贵经验的运用——只有把人民组织起来,才能有效发挥其中蕴藏的巨大能量。

  所以,教员说: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,是惹不得的!”就是对单位制下组织威力的充分自信。

  而在改开之后,很多单位管得慢慢的变少,从不主动管事,到主动不管事,其存在感与作用不断削弱。

  当下岗工人为了生计摆摊设点被城管驱赶时,工会在哪里?当下岗女工进入特殊场所陪酒卖唱时,妇联在哪里?

  基层组织找不着喊不应管不了,放任了社会风险的产生,最终演变为一场场家庭悲剧。

  但凡他们在当时积极主动地起点作用,就算不可以真正给下岗职工带来经济上的根本解决,起码也能温暖人心,极大减少时代的创伤。

  实际上,也不能说他们绝对没作为,各级机构加大宣传力度,要下岗工作理解国家,自谋生路,从头再来。

  大过年的,在春节晚会上表演小品,高声喊着口号:“咱工人要替国家想,我不下岗谁下岗?”

  完全服务群众的各种群团组织,缺位失能,变成了领导干部的混资历的跳板,或者是退居二线的养老场所。那位在春晚上给大家添堵的小品演员,也一路高升,后来当上了领导。

  所以,对这些机构的无为而治,有大领导进行了严肃的批评,说他们“机关化、行政化、贵族化、娱乐化”,真是一针见血!

  难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,单位制就完全无效,基层组织已经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吗?

  98抗洪,08年汶川地震,扶贫攻坚,新冠抗疫,在每一次重大灾难与重大国家行动中,只要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,人民群众从来就没不欢迎不支持。

  昨天是汶川地震15周年,网上出现大量回顾抗震行动的内容。重温那一个个瞬间,人民群众最大的感动就是:我们没被放弃!

  而在新冠抗疫的三年中,基层组织创新的网格化管理,更是发挥了巨大的威力。在国外办不到的事,在中国就能办到。

  远去的记忆逐渐苏醒,人民群众可以被重新组织,在新的时代条件用新的方式方法重构基层组织,就能更好地服务人民。

  当我党刚刚建立起来时,无论是领导工运还是农运,都是主动走近群众,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,赢得他们的信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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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网上35岁以上找工作难,40多岁资深程序员失业要靠老婆养,大龄人口再就业难题急需破解。

  所有的这些社会现象,人们增长的压力与焦虑,根本上是在当今生产力提升的条件下,面对日益强大的资本,已经在斗争中越来越处于下风。

  各种机构组织,不能只在国家下达抵御灾难或开展重大行动时才有作为,平时就应该积极主动地开展本领域的工作。

  说到底,要主动走近群众,与人民在一起,而不能像90年代曾经那样脱离群众,坐视创伤的发生。

  有了以上的认知基础,我们再去看今年3月的一则重大新闻,就会有全新的认识。

  今年3月,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》,提出要组建会工作部。

  新组建的这个党的机构,在与之前被广泛关注的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、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并列在一起时,被人们所忽略了。

  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,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,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,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,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,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、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,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,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。

  会工作部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。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。

  省、市、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,相应划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的“两新”工委职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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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会工作部的组建将解决以往社会治理层面存在的一系列痛点、堵点和难点问题,对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、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具备极其重大意义。

  这一重大政策,是最新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提高,也是优良历史传统螺旋式发展后的回归,更是吸取深刻教训后的积极调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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